[lxxx]参见前引[70]，阿列克西书，第150页。

正确标注是标注的当然要求，但其与产品有无许可证、质量安全与否无关，这也是《条例》第47条未按规定标注应包含错误标注的原因。而且，行政处罚给违法者的制裁比刑罚轻，即便不考虑主观要件，对当事人的影响也不大。

行政案件远远多于刑事案件，要求证明违法者的主观状态，会降低行政效率，无助于社会秩序的迅速恢复。对于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时，一般认为，无需考察违法者的主观状态，只要其客观上具有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即可依法作出处罚。《条例》第47条规定，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在产品、包装或者说明书上标注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的，责令限期改正。只有在行政处罚的法律根据对主观要件规定得不明确或者没有规定时，才有讨论的空间。许可证信息标注错误与伪造变造许可证信息在客观表现上是相同的。

无责任即无制裁，这也是大陆法系的多数做法。情节严重的，吊销生产许可证。信息识别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与头脑中熟悉的既定人物形象对应，即所谓单独/直接识别。

在信息主体通过发放名片等方式主动标识自己时，信息主体的知情同意与信息控制更是无从谈起。独立权说对此持否定立场，或认为该做法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或谓隐私权无法胜任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需要。因此，孤立来看，姓名和手机号不但不应保密，反而是需要向他人告示的。（一）隐私公开的绝对标准批判 以信息控制理论、知情同意规则为基础，隐私公开势必采取秘密—公开的二元判断，认为隐私一经公开，即溢出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与德国法不同，美国法从隐私概念的关系维度明确提出了隐私公开的相对标准，即只要信息公开存在可被信赖的关系，公开的信息也可能受隐私权保护，即认为信息主体的隐私期待系属合理。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必然要向国家、社会公开自己的年龄信息，以获取批准、接受监督。

一般人格权说虽意识到信息共享的普遍性，但未反思隐私公开的绝对标准，从而得出个人信息为一般人格权的结论。新近更有学者对主流观点提出异议，认为所谓的信息自决权有其特殊背景，即仅针对国家主动搜集个人信息的行为。美国学者则主张宽泛的隐私概念，以此来包容个人信息人格利益。一般认为，隐私是未公开的秘密，一经公开，隐私就消亡了。

在比较法上，个人信息人格利益保护以德、美为典型，二者通常被解读为信息自决权模式、隐私权模式。在前一案中，法院认为，原告参与晚会明显仅选择向其他体外受精的夫妇披露其参与事实。而信息自决权理论虽能够保护交往中的个人信息，但它实际上维持了传统的领域理论，在隐私公开的判断上采绝对标准，即秘密领域受隐私权保护，公开信息则属于信息自决权的范围。但须注意的是，信息搜集行为作为一种对隐私的限制，须符合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的要求。

隐私常因多重和未知使用而导致源头众多的不受限制的潜在披露，而在新闻媒体上披露个人信息则难以成为重要的隐私问题，因为这既广为人知又毋庸置疑。信息自决权说虽然凸显了信息的利用价值，但其在隐私公开的判断上实际上未有突破。

部分独立权说论者关于通过隐私来保护个人信息的做法基本涵盖个人信息基本内容的论断，也从侧面反映了实践的合理性。其二，把隐私权和标表型人格权混为一谈，更正权及基于表征功能的访问权是要求使用人正确地表征自己的权利，故应为个人信息上的标表型人格权。

因为在当时，家庭和社会的继承机制以及社会秩序之间的张力日增。不过，基于不同原因形成的隐私共享，在信息控制力、知情同意规则上也存在差异，具体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由此，隐私所要求的就不是独处的权利，而是依照不同的社会角色适用不同的可曝光度。前文述及，独立权说无法准确界分隐私利益与个人信息，这是法院通过隐私权保护个人信息的理由之一。美国学者一般认为，隐私是关于选择、自治和个人自由的权利，它包含个人决定是保持隐藏还是公之于众的权利。遗憾的是，德国法最终没有走出隐私公开的绝对标准的误区。

独立权说和传统隐私权说更是建立在信息控制论的基础之上。因此，本文认为，个人对隐私信息只享有隐私权，数据从业者享有隐私信息的财产权。

所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官方说明指出：经过匿名处理的个人数据，若与其他信息结合仍可识别到个人，则仍属于可识别到自然人的个人信息。由于大数据背景下的任何个人信息都有可能识别到个人，因此，对任何个人信息的不当搜集和利用都有可能侵害人格尊严，构成隐私侵权。

共同隐私、人格利益准共有的提法还涉及人格利益的专属性问题，后者更有混淆人格与财产、简单套用财产法概念之嫌，并不足取。前者涉及隐私判断的主观标准，即隐私信息在特定范围被公开后，信息主体仍然存在合理的隐私期待。

遗憾的是，虽然对隐私信息的界定进行了动态思考，但持此态度的立法和学说往往又坚持信息控制论的立场。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与隐私具有秘密性不同，个人信息多属公开信息，隐私权对其保护力有不逮，所以应当独立成权。不惟如此，间接识别信息的利用也存在限度，商家进行精准广告营销应赋予用户选择权，否则构成对隐私空间的侵扰。而在信息社会中，隐私信息虽然可能进入陌生人关系，但此种关系亦为日常生活所必需，因此仍可被认定为一种特定关系，而非放弃了隐私期待的完全陌生关系。

此外，匿名化处理越是彻底，数据的利用价值便越低。因此，《民法总则》110条规定了隐私，第111条规定了个人信息，以示二者之重大区别。

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搜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正因为如此，立法者同时又为其设立了诸多除外条款。

任何个人和组织在公共场所安装闭路电视、摄像等监控装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并标明必要的警示措施，所取得的资料只能在本来的目的内使用。这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标表型人格权。

不惟如此，匿名化技术本身也尚待提高，尤其是基于动态数据的匿名化技术。匿名化又被称为去身份化，是数据控制者将数据中可识别的个人信息进行删除或者改变的过程。依其主张，隐私侵权存在四种类型：（1）单独的身体侵权。关于匿名化的法律标准，一种观点认为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该数据本身无法指向特定个人。

而依场景理念，若被遗忘信息上的人格利益属于合理的隐私期待，亦可受到隐私权的保护。第二，是否造成了不合理的隐私风险。

被告辩称，cookie技术是一项合法、基础和中立的工具，其收集到的信息不包含个人身份识别信息，无法识别到现实世界中的特定个人，且网络推送的内容亦限于原告的电脑，并未公开、宣扬原告隐私。据此，敏感信息与一般信息泾渭分明。

因此，隐私自诞生时就不单纯限于个人领域，而将特定的关系包含在内。此种信息流通上的公共利益，也削弱了知情同意规则的存在基础。